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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08年发现的东阙坪“陈午”汉墓出土文物。该墓判断应为西汉早期墓葬，随葬有错银器和印章、六博棋、彩绘陶器等，为一中型墓葬，在反映西汉时期西部边地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文化交流方面颇具典型意义，尤其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六博棋在陇西的首次官方发现，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陇西地区和中原帝国的关系可以说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可知西汉时期，尤其是丝绸之路开拓前，中原王朝和陇西边地的关系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军事上都是较紧密的，人员流动是频繁的，陇西和中原社会的发展是步伐一致的。
但其它墓葬由于历史原因，记载简略，几乎没有发表资料，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器物具体的时代也难以判定，所以，进一步进行文物分期，研究发展其序列从而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很难，只能依据整个汉墓出土文物做出初步判断，从中可以发现陇西汉墓出土文物与关中、中原地区发展线索基本保持一致，经历了由仿铜、陶礼器向模型明器的转变，器物合组日趋生活化。流行于关中、中原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在本地区并不完整，多仅见鼎和壶，钫的数量极少，有陶质和铜质蒜头壶，蒜头壶为秦人典型器物，表明本地区是受秦文化因素浸润的，这类墓葬应为西汉早期墓葬；西汉中期主要器物组合为壶和罐，墓葬出现圆形和马蹄形灶；约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模型明器种类增多，出现釉陶，灶和井普遍流行；东汉中期，釉陶占主要地位，除了壶和罐的组合外，还流行仓、灶、井的模型明器组合，陶器种类进一步丰富，流行动物陶俑。从这些文物看，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文物较以前丰富，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判断。
这些文物出土于遍及全县城乡各处的汉代墓葬，换言之，汉代古墓葬遍布全县且数量较多，这些文物和墓葬表明，自丝路开通以来，陇西的发展就开始和东西方向的中原、西域紧密接轨，大多数时期呈现出一派经济欣欣向荣、人员往来频繁的景象。
结语
这些文物和发现地点，显示了汉文化的统一性。此种共性应该早就开始了，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交通便利，在全国范围内文化逐渐趋向统一，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而西北边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先后被纳入中原农耕民族的人文大环境之中，秦至西汉早期，西北边郡处于巩固和初步开发阶段，职能也多军备、屯戍为主。两汉时期，从汉初＂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变为＂大一统＂的集权思想，伴随着扩张型国策，中原民族的大规模迁入，政府对西北边郡的多方开拓经营巩固，在当地大力发展农业，也推动了当地贸易的发展，随着贸易的频繁和扩展，丝绸之路的开拓，往来西域的客商把陇西作为食宿驿站，陇西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之一和文化荟萃之地，它不同于中原内地，也不同于西域各地，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生产方式与人文环境。从大量出土文物的激增来判断，相比以前，陇西这一时期和中原腹地的联系及交流，在汉代时是一个上升扩大的态势，这些出土文物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作用。一方面，它是对史籍的证实。更重要地，文物作为有形的实体、可信度很强的资料，可以借此对陇西汉代历史进行推测，补充乃至恢复出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些本来面目。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史书记载的，“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和习武之风盛行，“多将才”等寥寥术语中发现另一个不同而丰富的汉代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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